9月15日上午，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患者王宝洺举刀砍伤，其双前臂、头额部、后颈部、左下肢、背部等多处被砍，致肌腱断裂和颅骨、尺骨、胫骨骨折，并大量失血。据王宝洺妻子介绍，王在同仁医院就诊失利，其后欲与该医院对簿公堂，但官司拖了三年，一直没有开庭，这让王感觉“看不到希望”，于是有了过激报复之举(9月2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。
　　目前的医疗官司，无一例外走的都是民事诉讼渠道。而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，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，应自立案起6个月内就得解决，有特殊情况可再延长6个月。但是，这一硬性的法律规定，对医疗官司往往并不能真正起作用。究其根源，问题正在于医疗事故鉴定乃至司法鉴定往往中途夭折，致使法院无法开庭。
　　通常，医患纠纷进入诉讼渠道后，院方更倾向于走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，因为医疗事故鉴定为医学会组织，医疗机构与医学会又存在相同的人员背景，天平很难向患者倾斜。为此，很多患者会争取转而走司法鉴定的程序。但是，司法鉴定对于患者而言，也不是真正有利。首先，如果院方篡改病历、伪造记录，而患者又无法提供相关证明，那么司法鉴定也没有效力;其次，由于医疗事故不可能走刑事诉讼渠道，这类鉴定不可能交由具备权威性的、直属公权机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完成，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缺乏准入规则和法律规范，其公正性、效率很难维持;再次，即便走了司法鉴定程序，院方仍然会出具医疗事故鉴定的结果，而两种鉴定结果往往互相掐架，事故责任难以厘清。
　　如此看来，要打开医疗鉴定的死结，核心办法也并非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，单纯让医疗事故走司法鉴定的渠道。首先的问题是，要通过完善的法律规范，让第一时间的医疗证据完好保存于医患双方，并保障患者有随时查阅医疗记录的权利;其次，改革司法鉴定机制，统一规范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机制，并且，在司法鉴定的决定、采信上，法院系统也当有统一、规范的机制，避免各级法院产生随意性。
　　当然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法律上。事实上，自从《侵权责任法》出台后，“医疗事故”的概念本就应及时退出历史舞台，并以“医疗损害责任”的概念取代之。医疗事故鉴定死结的一个体现是，何谓“医疗事故”，并没有法律上的一个说法——虽然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为“事故”进行了分级，但“事故”的成立，要以医疗事故鉴定来认定，如果不成立，院方责任就很难说了。而根据《侵权责任法》，“医疗损害”已经有了法律的列举和推导的几个原则，这对划分责任、平衡医患权利才是真正有利的。
　　由于《侵权责任法》并无配套法律法规，其具体实行，也失去了依托。因此，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仍然成为医疗诉讼的最大依据。于今之计，应是尽快出台《侵权责任法》的配套法规，使其有章可循，并彻底废除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，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医患双方的权利。